高考状元为何放弃香港大学？与香港大学定位有一定关联

卢押

1912年3月11日，香港大学正式开始招生，最早开设的是艺术、工程和医学三个学院。当然，由于英国人办学理念较为先进，而且学术自由度很高并且周边学习资源都很紧缺，因此香港大学的地位是较高的。在后来的发展中，香港大学的专业逐步细化，1937年，香港大学增加了科学学院；1951年增设建筑学，并在1984年变为学院；1967年增设社会科学学院；1982年增设口腔医学学院；1984年增设法学院；最新的学院是2001年建立的商业与经济学院。从这样的办学历史上看，很显然，香港大学的技术型学科是很强大的，而其扩张也与70年代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快速发展香港的政策有很密切的关系。

1970年代的香港大学

不过应该说，香港大学的是英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其满足了英帝国在许多具体领域的技术需求，但是在战略决策上却是很弱的。在港英时期，香港大学并没有，也不可能承担政治、战略决策，这部分的决策中心始终在伦敦。这也意味着，香港大学的学科设置上，工程技术取向更强，而政治性更弱。不过说政治性更弱也不对，应该说更为隐蔽。比如最为典型的例子，香港大学的英文系比较偏重维多利亚时代的闺秀小说，比如《傲慢与偏见》、《感性与理性》，而对于颇有反抗精神的拜伦、雪莱的作品基本不教授。这也是在无形之中消弭殖民地精英产生反抗情绪的一种精湛技术。在英文文学领域尚且如此，更容易产生民族主义共鸣的中文文学自不必多说。香港有关中文的高等学习机构需要等到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才真正成型，此时已经是1963年。

拜伦可是直接参加了希腊革命

正式这种工具性的定位，让香港的学习系统呈现很强烈的世俗、技术取向，而缺乏更为深刻的战略、政治决策能力。也因此，学习系统也更容易受到简单化的概念、价值驱动，而无视现实政治所需要的基础和冷酷手段。由于英国人事实上并没有把香港视为真正的核心殖民地，而是视为一个迟早要归还中国的节点。香港在英国帝国体系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在70年代以前就不高，《中英联合声明》后则进一步确定，所以这种工具性定位对于英国人而言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也造就了香港学习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