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考大学很容易?要上清华,会“对对子”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
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年的这个时节,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起同一个问题:“今年的高考题难吗?”高考的题目牵动着天下所有父母和孩子的心,前几天偶翻旧书,看到几则关于民国大学入学考试题目的问题,颇为有趣,也颇引人深思。
第一则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国文考试题,题目不难,但其中有一道怪题“对对子”,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孙行者”大家都熟悉,不就是保护唐僧上西天取经的那个猴子孙悟空吗,可让大伙对对联,就有点难为这些莘莘学子了。
据说后来只有三人答对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孙”对“胡”(猢狲),“行”对“适”,“者”对“之”,答案用的是时髦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大大出乎出题者的预料。但后来据一位考生透露,这样答其实也不是十分准确,“胡适之”的“胡”与“孙行者”的“孙”平仄不协(都是平声),最标准的答案应该是“祖冲之”(南北朝数学家)。
这道怪题的“始作俑者”就是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陈寅恪(1890—1969)是江西义宁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当时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还都以为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其实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清代学者)和“祖冲之”,也确实没有调侃胡适的意思。
陈寅恪如此出题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但社会舆论对于这种考试形式却很不理解,当时中国的中小学学习已推行白话文十余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使用文言者还依然不少,但作为整体的学习体制而言,白话文已占据了主流地位,“对对子”在当时的正规学校学习中已销声匿迹多年。所以人们普遍认为陈寅恪此举是有意复古开倒车,后来甚至还有人将这次考试当作笑谈,所以以后“对对子”这种形式再没有应用,更没有推广。
第二则是闻一多先生录取臧克家的故事。臧克家当年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时,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两题任选一道,但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虽然短小却饱含哲理,后来臧克家在回忆文章中说:“它是我尝尽了人生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哲理,也是我在政治大革命失败之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落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结晶。”闻一多对此极为欣赏,从中看到了臧克家的内心世界,于是便给判了98分的高分,将数学考试吃了“鸭蛋”的臧克家破格录入了青岛大学。据说当年闻一多报考清华时,也是其他学科成绩平平,唯独作文文才并茂而为主考老师所赏识,这次破格录取臧克家,可能是一多先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多多少少有点惺惺惜惺惺之意吧。
臧克家开始读的是外文系,因记忆力差想转到闻一多先生的国文系。当他走进先生的办公室,看到不少想转到国文系的学生全被拒绝了,不禁有些胆怯,孰料闻一多一听到他的名字便高兴地说:“你来吧。”从此臧克家便成了闻一多的嫡传弟子,与著名诗人陈梦家并称为闻一多门下“二家”。
第三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1946年度的联合招生国文试题,这份试题可以说是简单至极,让人看了有不可思议之感。题目共两道,一是作文:学校与社会;二是解释成语的意义:指日可待、变本加厉、隔岸观火、息息相关。看着这些当年的老试题,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感慨良久,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学习的初衷呢?
众所周知,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但同时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那个时期学者文人的许多文章至今仍令我们怀念不已。之所以如此,我想这与当时那种独特的学习理念和学习方式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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